“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頓。”(《論語.季氏》)

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牌,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它標志著中國將全面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面臨更大挑戰。
 
2021年2月25日,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

總書記強調,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征程中,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讓廣大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這是總書記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的動員令。

2020年中國實現全面脫貧戰略目標沒有懸念。盡管遭遇重大疫情和洪澇災害,但是,完善的脫貧機制、全國人民持續努力,為實現全面脫貧戰略目標打下堅實基礎。為了防止擺脫貧困的居民返回貧困,國家制定了鄉村振興計劃,要求擺脫貧困地區五年之內繼續保留現有的體制機制,從根本上鞏固全面脫貧成果。國家已經把扶貧工作轉化為鄉村振興工作,為此專門成立鄉村振興機構,轉變觀念,轉變思路,在科學規劃基礎之上,朝著現代化的目標奮勇前進。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領導人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如果只是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那么,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相對于全面脫貧,共同富裕面臨更大困難。

首先,觀念上的轉變。擺脫貧困是全黨的共識,也是全國人民的共識。讓那些處于絕對貧困的居民實現不愁吃、不愁穿,住房、醫療、教育有保障,是全社會的普遍共識。因此,擺脫貧困過程中,很容易地凝聚各方面的力量,短時間內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

可是,共同富裕則不一定是社會普遍共識。那些先富裕起來的人們,可能已經習慣于享受先富裕起來所享受的各種特權。他們是否接受共同富裕的價值理念,是否愿意將自己的一部分財富用于幫助那些剛剛擺脫貧困居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值得社會各界觀察。

至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那些已經獲得巨額財富的企業家,并非都愿意將自己的財富用于幫助收入相對較少的家庭。

稅收作為一個靈敏的信號,無時無刻不考驗著先富裕起來的人們。一旦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制度發生變化,那些擁有巨額財富的企業經營者,迅速將自己的財產轉移到其他國家。

正因為如此,實現共同富裕,首先就是要解決中國改革開放中積累的問題。一方面通過完善法律制度體系,解決我國生產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另一方面必須采取果斷措施,讓那些依靠制度缺陷獲取巨額財富的富豪,將自己財產用于重新分配。

個人所得稅法是調節個人收入的重要法律。如果一個國家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稅率相對較高,那么,率先富裕起來的人們,就會千方百計地轉移自己的財富。譬如,一些企業家就會減少自己的工資收入,把所有消費都納入企業經營費用中,以此來規避個人所得稅的規定。再譬如,一些貪官污吏通過非法手段聚斂了大量財富,可是,他們不是把財富直接占為己有,而是通過分散持有的方式,或者通過匿名股東將財富轉移給個人或者商業公司。這種極為特殊的財富占有方式,一方面為中國反腐倡廉設置障礙,另一方面也導致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路途艱險。

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一些領導干部個人開支和家庭成員的生活消費明顯高于工資收入,是赤裸裸的腐敗分子。可是,由于我國仍然處在身份社會,財富分散持有以及特殊交易方式,使得許多率先富裕起來的腐敗分子逍遙法外。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采取霹靂手段懲治腐敗分子,那么,實現共同富裕就只能是紙上談兵。

共同富裕是一個社會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法律概念。所謂共同富裕不是指財富平均分配,也不是收入平均分配。共同富裕是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之上,通過法律手段,實現財富的合理配置。

通俗地說,共同富裕就是要讓那些積累巨額財富的群體,通過納稅或者社會捐贈,將自己的財富用于社會。共同富裕就是要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克服市場暴利行為。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全社會樹立炫耀可恥、勤儉可敬的良好風尚。讓每一個公民都有正確的財富觀念,正確對待按勞分配制度,依靠自己的誠實勞動,獲得收入。如果利用不合理的制度或者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獲得財富,那么,應當受到社會的譴責。

其次,共同富裕需要完善法律制度體系。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會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雇傭勞動”。資本的擁有者可以獲取暴利,而勞動者除了出賣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

當勞動者獲得相對較高工資的時候,資本擁有者獲得巨額利潤。不僅如此,資本主義國家的個人所得稅法變成勞動者工資稅法。勞動者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而資本擁有者則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規避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減少或者拒絕繳納個人所得稅。

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這位美國風云人物雖然自稱億萬富豪,并且擁有私人飛機和豪華的莊園,可是,始終不愿意公開自己的納稅報表。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美國乃至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稅收法律制度規定,一旦出現虧損,可以不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經營費用包含特朗普及其家族成員生活消費成本,特朗普及其家族成員驕奢淫逸,可是,由于所有開支都納入企業經營成本之中,企業處于虧損狀態,享受稅收減免待遇,而個人由于工資收入十分有限,因此,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

《21世紀資本論》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個人需要繳納所得稅,而資本則不需要繳納資本利得稅。一些國家為了招商引資,不斷地減免企業所得稅,以稅收優惠方式吸引投資者。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那么,資本的擁有者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規避國家的稅收制度,國家稅收會逐漸地變成勞動者的稅收。
中國正處在稅收體制改革關鍵時期。一些學者建議,把中國的生產稅收制度體系改造成為消費稅收制度體系。然而,如果不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稅收制度體系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把中國的生產性稅收制度改成消費性稅收制度,那么,很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中國當然應該加快稅收制度改革的步伐,但是,必須清醒意識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稅收制度體系產生具有歷史原因。資本的擁有者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稅收制度體系,規避或者逃避義務,從而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我國一方面要修改完善個人所得稅法,加快個人收入調節步伐,但是另一方面,要充分認識資本主義國家稅收制度存在的深層次問題,避免國家的稅收制度改革重蹈覆轍。

法律制度體系的完善,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以及嚴格稅收征管執法措施,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資本的趨利性決定了,如果一個國家的稅收負擔相對較高,納稅成本不斷增加,資本擁有者就會拂袖而去。各國之間的競爭,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稅收制度體系的競爭。中國反對不合理的稅收制度競爭。但是,中國必須充分意識到,完善我國稅收法律制度體系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不能以削弱企業的競爭力為代價,進行稅收制度體系改革。

如何在確保企業正當利益得到切實有效保護的前提下,完善稅收制度體系,建立福利社會主義,這是中國需要認真考慮的重大問題。

曾有一些學者擔心,如果中國實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那么,中國有可能會出現“養懶漢”的現象。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必須指出的是,所謂共同富裕是建立在按勞分配基礎之上的共同富裕。如果好吃懶做,理應受到譴責。但是,如果把勤勞智慧勇敢的中國人民假定為“懶漢”,在制度設計方面,處處以人民為敵,沒有充分考慮到我國面臨的現實問題,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完善國家的稅收制度體系,那么,稅收制度改革就會離終極目標越來越遠,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大。

實現共同富裕既要強化財富擁有者的責任,通過征收資本利得稅,增加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資金,同時又要防止出現平均主義思想。我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國有企業是中國的堅強柱石。中國已經通過法律,要求國有企業將部分資本劃撥為社會保障基金,用來充實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

如果只是在存量上做文章,而沒有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提高我國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那么,共同富裕政策難以持續。

當務之急,是要改變人們的勞動觀念,強化要素分配中勞動要素分配比例,提高勞動者的社會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鼓勵勞動者以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合理分配蛋糕。如果蛋糕越來越小,那么,實現共同富裕,必然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當年拉丁美洲國家依靠自己豐富的自然資源,迅速實現財富增長,人均國民收入進入中等國家水平。可是,這些國家沒有意識到迫在眉睫的危險,通過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居民的福利水平。等到西方國家企業撤出資本,整個國家經濟體系徹底崩潰,財政收入急劇減少,福利開支難以為繼,這些國家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不能自拔。

只有在生產要素配置的過程中,實現公平兼顧效率,才能確保共同富裕的目標真正實現。中國一些學者認為,生產力階段應當強化效率,生產關系領域強調公平。這種觀點具有歷史的局限性。生產力的核心是生產要素的配置,如果在生產力發展階段,沒有考慮到勞動者的訴求,千方百計地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那么,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最終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不能自拔。

第三,中國實現共同富裕,必然會引起世界各國關注。如果一些國家為了阻止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發起不正當競爭,那么,中國在現代化建設中,將會面臨更大困境。

正如一些學者所分析的那樣,美國福特時代之所以提高中產階級工人收入水平,就是因為在和蘇聯競爭過程中,蘇聯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得普通工人擁有體面的工作,合理的收入,衣食無憂,為了與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競爭取得勝利,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提高工資收入,確保整個國家生產要素配置體系不會出現嚴重問題。

為了提高中產階級家庭成員的收入,必須向企業征稅,企業稅收負擔相對較重。可是,等到蘇聯解體之后,西方國家立即改變稅收制度,一方面取消遺產稅,另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企業的所得稅,與此同時,通過各種市場化改革,減少中產階級家庭的福利。美國得克薩斯州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作為美國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得克薩斯州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可是,得克薩斯州在石油天然氣資源配置過程中,強調資源配置的市場化,一方面向墨西哥以及周邊地區輸送大量的石油天然氣,確保得克薩斯州政府擁有巨額的財政收入,可是另一方面,對于德克薩斯州境內的居民則實施所謂特殊的能源政策。按照德克薩斯州電力分配方案,如果繳納固定價格電費,那么,平時電費價格相對較高。如果采取浮動價格電費標準,平時電費價格相對較低,可是,一旦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電費價格就會迅速上漲。得克薩斯州一些居民采用所謂浮動電費收費標準,等到暴風雪來臨之時,電費價格大幅度上漲。一些家庭因為交不起電費,被迫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嚴寒之中。得克薩斯州的例子充分說明,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在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可能會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也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副作用。如果奉行市場原教旨主義,把所有資源配置都交給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那么,最終必然會產生災難性后果。

中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防止出現類似于美國那樣的悲劇。一方面必須確保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另一方面,在電力等公共產品配置過程中,必須加大政府干預力度,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和能源保障措施,確保居民能夠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特殊時期不會因為電費價格上漲在冰天雪地中瑟瑟發抖。

實現共同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把共同富裕作為發展目標。但是,中國從來都不是獨立的存在。在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之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必然會面臨巨大的挑戰。中國一方面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必須認真總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確保中國公共服務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必須確保資源配置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擴大貧富之間的差距。

共同富裕是人類的美好理想。幾千年前,中國先賢就提出“天下大同”美好愿望。然而,要想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勇敢面對挑戰,采取果斷措施,一方面提高公民的素質,樹立勞動光榮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另一方面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破除既得利益集團設置的各種壁壘,打破傳統的分配體制,堅決貫徹落實按勞分配的原則,探索對資本征稅,確保我國真正成為一個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